随后被迫与家人们断绝了关系。那是一段痛苦的时光，我感到深深的无力，就像沉到了海底一点光亮都没有的地方。我无数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又不敢。

　　我是个胆小的英国人，白天乞讨，晚上酗酒，以此度日。我在街头流浪了半年时间，用酒精反复蹂躏自己的身体和神经，那半年时间比在这地狱中还要难熬。”

　　“后来呢？”

　　“半年后，利兹即将进入冬天。冬天对所有无家可归者都是致命的，我当时有两个选择。

　　一，找一份还过去的工作，最好可以住在工作的地方，只要有钱能让我买咖啡和三明治就行。二，去教堂的福利院过冬。

　　很明显，我是不可能去福利院的。我在教堂的眼中如同行走的撒旦，我这种本身就是恶的存在怎么能走进那种地方呢？

　　很幸运，我在某个剧院门口找到了一个售票员的工作。那是新建的一个电影院，当时热映的电影是弗朗西斯·科波拉导演的《教父》。除了《教父》以外，电影院也会在午夜过后播放一些国外进口的B级电影。我常常在售完最后一波票之后溜进电影院中，躲在最不起眼地角落里，看着荧幕上的人们毫不遮掩地展示着他们的欲望。

　　电影院里有椅子可以睡，有洗手间可以梳妆打扮自己，是我再梦寐以求不过的工作。我就在那里住下了，这一做，又是半年。

　　半年之后，我的人生被一位美国来的男人所改变了。他的名字叫做，爱德华·兰特。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四月初的时候，利兹的天气刚刚转暖。那本应该是我售票的最后一个礼拜，我已经想好了，在那之后，我要寻一份其他工作，我就是在那个礼拜遇到兰特先生的。

　　兰特先生每天都会在电影院中从早呆到晚上。除了午饭时间会去附近的咖啡厅里卖份三明治以外，他都在电影院里，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相同的电影，包括午夜过后的进口B级片。

　　在我售票的最后一天，我心情很好，于是在把票交到兰特先生的手中时多问了一句，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这个问题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倒了一杯凉水，把水杯塞进马修手中，他细细抚摸着陶土杯的纹理，像是把杯子当作书本在阅读。

　　“兰特先生是位来自美国的导演，他是来利兹拍摄电影的。据他说，剧组提前杀青一个礼拜，还剩下大把的时间和钱供他随意玩耍。但他什么都不想玩，只想在电影院里耗废时光。我和兰特先生说我很高兴听他继续说更多，但是我现在要下班了，这是我将在这里卖票的最后一天。

　　兰特先生问我之后有什么打算，我告诉他我可能会换一份工作。

　　在离开售票亭后，兰特先生请我去附近的咖啡馆里喝咖啡，吃橘子味的司康饼。我们从电影聊到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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