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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自秦以后,历朝历代都有着重农抑商的策略,尤其是当一个新朝刚刚建立时,朝廷更是会下意识地去压制不事生产的商人阶层,并鼓励农民去开垦无主的荒田,从而让国家的粮食在短时间里得到充盈。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社会上的产能开始过剩时,这一策略就会在不知不觉间发生转变,商人的地位开始不断得到提升,有时甚至可以和地方官吏到平起平坐的地步。但相应的,他们所要付出的代价也会变得极高,商税比之田税粮税可是几十倍的增加,也叫商人们伤尽了脑筋。
可这一切在来到大明朝后,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因为自己出身赤贫,没少受商人的欺侮之故,太祖朱元璋对商人一向没有好印象,认为这些人个个都是奸猾之徒,从未能给国家造成什么贡献不说,还不断哄抬物价,实在是该死之极。
所以在他称帝之后,便定下了不可变更的规矩,将商人的地位死死摁在四民之末,同时还有各种严苛的束缚落在商人及其子孙的头上,比如不得穿绸衣,比如商人之后不得参加科举为官……但相应的,这个被视作百姓中地位最低的阶层所需要承担的义务也最少,商税更只是象征性的一点罢了。
在大明立国的前几十年,一切都没有什么问题,商人也确实只能把自己和家人养活而已。可等到了弘治朝后,一切就全然不同,日渐发展起来的国家对商业的要求不断增强,也使商人能从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及至如今的万历年间,各地更是不断涌现出了无数的大商人,因为他们手里握有足可影响一地经济的庞大资源,竟让这些商人足以和封疆的巡抚等大吏平起平坐,至于之前定下的那些个制约他们的规矩,更是早被人抛到了脑后。
如今的大明商人穿的只会比高官更加华贵,他们的子孙更可以靠着父祖手中的金银而在科场之上无往不利,甚至入朝为官者也所在多有。唯一没有改变的,就只有一条了,那就是这些商人所需要交付朝廷的税银,依然保持着太祖时的那个限度!
要知道,两百年时间下来,就是米价都不知翻了多少倍了,可这些商人每年所交的税银却没有丝毫变动。这点支出,甚至连有时候他们请地方官员吃一顿筵席的花费都不到。
于是大明各地就出现了叫后来之人难以想象的一幕,明明民间的大商人个个富可敌国,可朝廷却财政紧张得快要揭不开锅了。但同时,地方官员的日子却一样好过,因为他们可以从当地大商人那儿得到足够的孝敬,这笔钱甚至是他所领取俸禄的几十倍。
当国库出现亏空,天子问计于臣子,随后引出要削减宗室用度这一场风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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