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北伐的资历和人望，而不得不和那位长期执领东南行司的宁总管一样，呆在后方的大本营里担待起襄赞军国事的“重任”；

　　至少在初次北伐崩溃之时，那位军望资重的宁总管还被临危受命指派出去，于江北当代起收拾残局的关键重任，然而到他这里，甚至就连后来历次的江南定乱的功劳都没有自己的份；

　　唯有在畿内大乱为叛党所窃据的时候，身处后方的他拒不接受那些叛党的拉拢，而带着亲信出奔进入东江道，然后再后续的平叛当中，以自己的威望和号召力，在东三道地方相应来自岭内的勤王大军，进而瓦解了畿内叛军及其附从势力的斗志和信念。

　　这才赶上了定难克乱之功的最后一点尾巴和风潮，算是在监国那儿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因此，他其实很希望能够有所机会脱出总纲参事府的局限，在北地证明自己尚未老矣而铁甲依旧的勃勃雄心。

　　要知道大梁的总纲参事府乃是自故大唐一脉相承的体制，虽然没有前朝那种与枢密院并称“府院”的专重权柄；但也是为军国筹谋计而制定战略方向的重要部门，地位清贵犹在操作实务的兵部之上。

　　更别说依照早年沿袭的制度，但凡是下层行伍出身的领兵官，须得到武学再修和进研之后，再到参事府堪磨上或长或短的资历，以培养战略眼光和格局，才有可能得以外放为独当一面的一方守臣或是独掌专征的一军之主。

　　因此，身为与正副枢密使，知事们，比肩同位的参事府总章和佐贰官们，很容易籍此培养起广泛的人脉，也是国朝异论相搅制度下制衡枢密院、兵部滥权的一个关键；

　　但是国朝两次北伐大业的过程，却是严重冲击和破坏了这种沿袭日久的惯例和传统；无数年轻新晋的将帅因此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又因为种种功勋和战绩，而被战时大本营和江宁行在就地破格简拔起来；

　　因此，相比本身职权就被并入大本营的枢密使们，他所负责这个总纲参事府总章的地位和职分，就变得有些微妙和尴尬起来了；既无经略实务的事权，也干涉不到正常的人事迁转，更不掌钱粮转运支给的要害，

　　真的就只剩下襄赞辅佐的建议之权，还有就是根据上意和决定，制定相应的对敌方略和战局部署而已了。如果不是监国为了权衡内部，而将他列为战时大本营的一员，他甚至连参与最高层军国决策的资格都没有了。

　　好在，如今北伐造就的新兴军功勋贵的大山头之中，尚有被称为海外驻屯军系的势力，算是不乏他的渊源和故旧所在，也有人暗中表态愿意接受和欢迎他的领导。

　　除此之外此外，还有出身畿内背景的京军系，聚拢在王端臣麾下的荆湖系，存在感较小一些的蜀军系，以及在外独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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