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他总是以一种平缓的沉稳的略带一点尊重的口吻同我的父亲对话。这种尊重，你可以看成是对我父亲的，也可以看成是对亲人解放军的。他跟我那父亲客气的彬彬有礼的样子，搞得他自己很像我父亲手下的宣传处长。

　　我的姨妈真是个好姨妈。她只比我母亲大两岁，却什么都能干，我们兄弟姐妹七个的毛衣毛裤毛背心，棉衣棉裤棉鞋，都出自我们姨妈之手。没有这个姨妈，我们恐怕要成为路上的冻死骨了。有时我就纳闷，姨妈只比我母亲大两岁且比我母亲标致得多，但我母亲凭什么就比姨妈娇贵得多呢？我们姊妹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很替我们的姨妈打抱不平。我认为还是我的二姐的见解对：咱妈纯粹一个自己惯自己！

　　我们家跟我母亲在青岛的娘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相互往来，要是非要挑出点毛病，大概就只有挑我的那个姓欧阳名建的右派姨夫了。

　　姨夫是清华名牌大学生，学的是工程力学，跟我姨妈结婚时是北京某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一九五七年底他从北京卷着铺盖灰溜溜地回到了原籍青岛，头上还多了顶右派帽子。

　　我父亲并不在意这个连襟头上的这顶帽子，就像他不太在意我母亲的家庭出身一样。开始我母亲还有顾虑，怕再跟姨妈家来往会影响我的父亲。我父亲说，扯淡！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帽子要给他戴，亲戚也要同他走，搞运动不要和走亲戚搅和到一块去。

　　我父亲对戴右派帽子的姨夫没有成见也没有因此而低看了他，而我的右派姨夫却对我堂堂的政委父亲有一种打心眼里瞧不起的劲头。叫我说，就凭他这种不识好歹不知好赖的德行，别说戴右派帽子了，就是戴反革命帽子也不过分！

　　那年，右派姨夫得了肺结核，住了大半年的医院，结核病灶一得到控制不再传染了，就被医院给轰了出去。住在家里养这种富贵病靠我姨妈那点工资显然是养不起的，我母亲跟父亲一商量，他就进岛来了。

　　岛上没有任何污染的空气对他有毛病的肺肯定是有好处的，两个月下来，他的螳螂一样的长脸上很快出现了肉丝。这两个多月的时间，他每天扛着根鱼竿到海边礁石上钓鱼去。岛上的人们不知他头上那顶右派帽子，却都知道他是政委的一担挑，因而让他受到了他这一辈子大概都没受到过的尊重和恭敬，他甚至能够进入某些拉着伪装网、有一排排海岸炮的戒严的海边并得到哨兵一个标准的军礼。开始他还胆战心惊，后来他竟习以为常了。

　　大概，做人的尊严就是在这一段时期被他从地上拾起来的，他又找回了清华大学高才生的感觉。

　　开始，他是试探着纠正我父亲嘴里的白字；后来，他竟对我父亲的工作也敢提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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