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我母亲同我父亲关上他们的卧室门在里头吵得天翻地覆。我听到里头除了有卨一声低一声的男女声外，还有丁丁当当摔东两的声音。每一种声音的响起，我都能把受迫害的东西猜个又九不离十，因为我对父母卧室里的东西了如指掌，什么东西大体能发出什么声响是不大会猜错的。我伫立在父母的卧室门外，凝神静气地聆听父母吵架，庄严肃穆的样子如在接受一种检阅。

　　房门突然打开，我被怒气冲冲从里头出来的父亲吓了一大跳。我赶紧挪到一边，给脸红脖子粗的父亲让道。父亲看都不看我一眼地从我身边擦肩而过，父亲边走边吼道：“放屁！你看我是那种人吗？”

　　母亲在屋里尖着声音回击：“你放屁！我看你就是那种人！”望着父亲气急败坏的背影，我有点糊涂了：父亲到底是哪种人？

　　那个时期的母亲大约是到了更年期，理智几乎就管不大住病态的神经了。母亲那次不依不饶地闹着，有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但母亲好像对她自己要达到什么目的心中并没有多少数，因为母亲的闹法几乎到了没有章法的地步。连我们这些从她身上掉下来的骨肉都有点烦她了，以至于我大姐白着眼珠子不恭敬地说她：“妈，你别这样没完没了好不好？！”盘古

　　母亲并没有因受到全家人一致的反感就悬崖勒马，从这一点看，她的确是陷在更年期中不能自拔。但那时我们还没听说过“更年期”这个词，因母亲的病态没有给予充分的凉解，对母亲的没完没了烦得够呛。我的哥哥姐姐们采取了眼不见心不烦的聪明法子，母亲一发作，他们总有各种各样的借口溜得无影无踪。可怜的我那时尚小，还没长这种找借口逃避的心眼子，因此，那个时期我在家中承受得最多，不光是来自母亲的噪音，还有一些更过分的东西。

　　一次，许萌萌送来了一包蚕豆，说是他上海的婆寄来的。我母亲看都不看一眼地非让我们把蚕豆送回去。我大姐尖肴嗓子喊道：“妈！你太过分了！”但我母亲并不理会我大姐的指责，一定要把那包蚕豆送回去。那次母亲的决绝，既像一次失去理智，又像一次极有理智。因为她当时的表情既像一种失态，又似一种表态，她就那样吊着一张怒气冲天的脸站在那包蚕豆跟前，一遍遍地重复：“给我送回去！哪儿来的给我送到哪儿去！”

　　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一般都是我去做，一来因为我小好欺负，二来因为我傻还不太懂得事情的残忍。虽然我也觉得不太好，但我还是托着那一包千里迢迢从上海而来的蚕豆上路了。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个黄昏，在徐徐西沉的夕阳下，我步履沉重地朝梅亚莉家中走去。

　　梅亚莉家油漆剥落的门虚掩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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