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貌堂堂的父亲只有24岁。因为他的英勇和他的善战，他的提升比较顺利也比较地快。人们没有什么理由怀疑一个24岁的副团职军官的远大前程。

　　我父亲那时也不怀疑，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他那时笑口常开，在晴朗的阳光下边，他整齐洁白的牙齿闪着一种健康的光芒。

　　我父亲在54岁离职休息的时候，只是个副师职干部。从这点上看，笑得过早不是什么好事。笑到最后才是真正的最好的笑，可惜，我父亲笑不到最后。

　　我的搞干部工作的大哥曾跟父亲开玩笑说：爸，你们这类干部只适合战争环境。你们的忠诚和舍生忘死是我党我军一笔可贵的财富。但你们天生地不适合和平年代，因为和平年代需要别的东西，可惜这些东西你们恰恰不具备。

　　父亲不服气地争辩说：你说说，你说说，我不具备和平年代的什么东两？！

　　大哥弹着手里的烟灰，很当真地想了一会儿，笑着说——他笑的意味深长，说的也意味深长——

　　“比如，比如你在1950年交给组织的那封大爷的来信。”

　　我对1976年记忆上的深刻来自国事和家事。国事自不必说，家事却说来话长。

　　1976年12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从同学家满心欢喜地回来，正碰上慌慌张张准备出门的父母。

　　母亲一把拽住我说：于青！爸爸妈妈有事出去几天，你好好呆在家里，有事找你秦阿姨。

　　我听出母亲声音里的颤音，感觉到母亲手上的颤抖。我有点害怕，追着问：妈，你们上哪？怎么啦？母亲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我看见母亲眼睛里的绝望。

　　在等待父母囬来的漫长的日子里，我想，父母出门时如此惊慌失措，会出什么事呢？当时自问自答地设想了许多事情，但惟独没有想到姐姐的死，而且是自杀。

　　我是从别人的嘴里知道我姐姐的自杀的。那个时候，我对自杀特别恐怖。死成了次要的，主要的是自杀这件事的本身。我想为什么要自杀？在那个年代，我对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这个词特别的熟悉，不光是我，那个年代的人没有不对这个词记忆深刻的。姐姐的自杀，首先给予我的是压力，其次才是悲伤。有时，我甚至连悲伤都吓得没有了，只剩下压力了。

　　那段日子，我特别特别在意别人的表情和眼神，我竭力捕捉他们脸上和眼里的内容，稍有不对，马上就会脸红心跳。我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身心的疲惫，因为我一天到晚老是在想：姐姐为什么会自杀？为什么要自杀呢？

　　有一封来自父亲家乡的信，一封署名的检举信，将我姐姐在1976年的悲剧拉开了序幕。

　　检举信是写给省委的，检举的是我姐姐于明。其中，最要命的一句话，是我姐姐在找不着二大爷的尸骨的情况下发的那句牢騷：“这年头，党外连个李鼎铭先生也没有了！”

　　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冷不丁拎出那句话是很要命的。姐姐被停止了工作，让她“说清楚”。这种脱口而出的牢骚话如何说得清楚？何越是说不清楚，问题就越大，姐姐的日子就越难过。

　　幸亏姐姐有一帮子朋友，这帮子散落在省城各个领域的朋友相当有实力，在他们的努力下，姐姐好歹从检举信中逃了出来。

　　检举信的阴影还未从姐姐心中消失，十月的政治风暴又殃及到她。我姐姐再一次被审査，这次的审查再没有什么人能帮上忙了。姐姐同“石一仁”的同事一起被隔离在一个什么地方。那段隔离的日子姐姐是如何度过的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那段日子一定将姐姐心中的什么东西给打碎了，打得粉碎。

　　我姐姐有记日记的习惯，但那段日子姐姐却突然中断了她六几年的习惯，日记本里从那时开始，是大片大片的沉默。

　　姐姐出来的时候，已经是11月底了。11月底的天气已经很凉很凉了，这种天气非常适合姐姐当时的心境。据说，她经常站在窗前，望着窗外飘零的落叶，漂亮的脸上一派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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