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法子了。

　　现在，我的父亲特别地害怕孤单，只要有人能带上他，他才不管是好人还是歹人，哪怕是二大爷他们那样的土匪也不计较了，只要不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丢下就行了。

　　一个人历史的关键时刻其实就这么随意也就这么简单。我父亲是有福气的人，他极其幸运地在1941年11月参加了领导的一支力量很弱但胆子却很大的刚组建不久的游击队。这个时间对他几十年后享受若干待遇至关重要。

　　但我的1941年11月份的父亲还想不到这些。我父亲无精打采地跟着这支衣衫滥褛的队伍行走的时候，脑子里除了惦记着下落不明的大爷外，就是一遍又一遍地咒骂那个梁山的叫花子根宝。

　　这个狗日的根宝！让他指路找队伍，他差点让我们投了日本人当了该死的汉奸！狗日的不得好死的根宝！

　　1975年6月的我姐姐，给家里写过一封沉甸甸的长信。现在这封信怎么也找不到了，信的详细内容我不得而知。但我估计这封信是谈她的故乡之行寻找大爷的感受的。她大约谈了故乡人民对寻找大爷的感受。她大约谈了故乡人民对大爷的淡忘和对二大爷的不可思议的记忆犹新，并言辞激烈地批判了故乡。故乡留给她的印象实在太糟糕了，不光是故乡的那些事，连同故乡的那些人。

　　我隐隐约约记得那段日子我父亲脸上的不悦和我母亲脸上的那种显而易见的幸灾乐祸。我母亲历来这样，在对待我父亲老家的一切人和一切事上，凡是父亲反对的，她就要支持；凡是父亲支持的，她就要反对。她的这面旗帜，打我记事起，总是这么鲜明。

　　父亲脸上的不悦，大概是生南于人的气，南于人的黑白颠倒令他吃惊令他不快；也许，他是在生我姐姐的气，嫌她回老家去没事找事，用些陈年往事搅得老家人不分好坏不知好歹；他或许是生我母亲的气，我父亲对我母亲脸上的这类幸灾乐祸总是明察秋毫，虽然这么多年他已经习惯了她的这种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但以我父亲那点参加革命后速成补习的文化，还远远谈不上修养问题，更不要说修养到对某种不利心境的事情视而不见的程度。

　　对故乡人和事的失望，并没有影响我姐姐寻找大爷的热情和决心。而丑，这种挫折加深了她对“好事多磨”这句老话的理解。她不相信，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会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地从这个世界上这么干净彻底地消失。她在相信“好事多磨”这句老话的同时，她还相信中国另一句著名的老话，就是“只要功夫深，铁杵也能磨成针”。

　　这有点奇怪。至今，我都搞不懂我的姐姐，她的那种热情和决心是从哪里来的？正如我小哥说的那样，“大爷是谁？谁认识大爷？”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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